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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写作的文学史意义——“新世纪乌江作家丛书”总序
2017-09-14 14:20 作者:杜国景 来源:多彩贵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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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写作的文学史意义

——“新世纪乌江作家丛书”总序

杜国景

  “新世纪乌江作家丛书”是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对本籍作家的一次集团性包装。此举不仅睿智,而且颇具文学史专业眼光。我们知道,1990年代以前,中国一直是“共名”时代。所谓“共名”,是指各个历史阶段都有重大而又统一的时代主题和精神走向,这些共同的时代主题和精神走向很容易把握,往往用一两个关键词就能概括,如民主与科学、救亡与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市场经济时代来临后,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推动,中国社会开始迅速转型,出现了多元文化形态与多重价值共生共荣现象,文学环境也变得更为宽松和自由,复旦大学陈思和把这样的文化形态概括为“无名”时代(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

  时代变了,文学的生产、传播方式也应随之改变,这就是刘勰所说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刘勰:《文学雕龙》)。在“共名”时代,一首诗、一篇小说所以能产生“轰动效应”,乃是因为共同的时代主题和精神走向就好象摆在作家面前的一份份试卷,人人都要过这一关,只要答对答好,就一定能脱颖而出。那时没有全球化、网络化这一说,众心所向,就在这份试卷。而当时发表和出版文学作品的平台也不多,审查很严,作家的出口比较窄,正所谓“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无名”时代到来后,主流文化的引导虽然仍强大,但受网络、影视以及多元文化的冲击,作家要出一本书,发表一篇作品,已不是难事,至少网络就是个很开放的平台。吊诡的是,发表作品的渠道多了,作家的出口宽了,文学也就失去了轰动效应。正如冲出夔门后的长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浩荡江面泛起的浪花何止千万,要引人注目已非易事,个人已显得渺小,一两首诗、一两篇散文、一两部小说,根本就不足为道。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家群的打造就变得非常重要起来,尤其是地域作家群。有一种说法:地域文化也是竞争力(高克平语,参见《人民日报》2013年3月23日第3版)。如果此说可以成立,那么地域性作家群的形成,一定会成为地方经济社会繁荣与文化昌盛的标志,有作为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绝不会对此等闲视之。如今,作家与地域文化的融合,本土作家群的打造,地域文学现象的命名等,已成为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发展的新动向之一。如果把1993年的“陕军”东征当作最初的潮头,那不久后的宁夏三棵树作家群、西海固作家群,甘肃小说、诗歌、散文“八骏”,四川的康巴作家群、巴山作家群,云南昭通作家群,一直到近年贵州的“黔山七峰”,就有点令人眼花缭乱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张元珂博士花了好多年时间专做地域作家群研究,据他的统计,现在各地的作家群总数已接近50个。在地域性作家群的崛起后面,并且都能看到来自当地党政文化宣传部门的强力推介。

  作家群的形成,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所决定。文学史上就有不少以地域命名的作家群或文学流派,如公安派、桐城派、临川派之类。可以断言,任何写作都不可缺少地域因素,都会被打上地域文化的烙印。地域环境与地域历史文化既关系到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关系到每个人对世界的感知能力与感知方式,也关系到风气、氛围的影响和熏陶。人总是被特定地域养育和塑造的,包括他的个性气质、人格修养,文学与地域环境、地域文化的关系,由此便是与生俱来的。很多作家,终生都未能摆脱地域的影响,终生都在写他那一片特定的地域。比如鲁迅的未庄(浙东乡村),莫言的东北高密乡。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笔下的关中,张爱玲、王安忆笔下的上海,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的阿拉卡塔卡(马孔多)。对作家来说,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注定是他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古今中外均如此。

  然而,对一个有作为、有成就的作家而言,仅有地域因素或地域特色肯定是不够的。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既立足于地域又超越地域。那需要有情怀,有责任感,有担当意识,也需要有眼光、有志向,有对人类普遍命运的关注,有对人类情感以及人性、人的生命意志的发现。写作固然一定会有地域因素,但又不能都是、不能老是那种清浅的乡愁,更不能只是个人情感的自我欣赏和自恋自足。读者阅读文学作品,关心的绝不仅仅是地域,无论它有多么独特。作家固然首先要解决如何认识脚下的土地这类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对话意识。他要能够用自己的地域写作,与时代,与历史,与文学的未来对话。没有这样的意识或自觉,作家的前景,地域写作的前途,一定十分悲哀。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牵连一片广阔的地域,有关乌江作家、乌江文学的话题,很容易让人产生浓厚兴趣。除了沿河,贵州思南、重庆涪陵,近些年都在打这张牌,虽然暂时还没有作家群的命名,但或许是早晚的事情。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沿河县竟然一次就可以推出十位本藉的乌江作家,且起点都不低,都有超越地域的自觉,这是了不得的。十位当中,喻子涵和田永红获得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刘照进获得过省政府文艺奖,谯达摩不仅自己写诗,而且还以“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在北京介入过主流诗坛的论争。晏子非、冉茂福、赵凯、崔晓琳、陈顺、侯立权几位,或小说或散文、散文诗,亦都在省内外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不少作品,形成了各自的一些特点,并享有一定知名度,如此这般,就难免让人对这套丛书有所期待了。

  此套“新世纪乌江作家丛书”,半数是散文诗集。除喻子涵《孤独的太阳》,还有冉茂福的《雪落村庄》,赵凯的《涉水而歌》,陈顺的《穿越抑或守望》,侯立权《七色之外》,一共五部,有点拳头产品的意味。地域写作需要有这样的自觉,作家群的形成,不仅要有创作内容和风格上的相似,更要有文体方面的共同追求。更何况在这个领域,沿河还涌现了喻子涵这样在全国有影响的人物。喻子涵专攻散文诗,几十年如一日,荣获骏马奖的作品正是《孤独的太阳》。2007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文艺报》、中外散文诗学会与河南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的“纪念中国散文诗90年颁奖会”上,喻子涵再获“中国当代优秀散文诗作家奖”,这就是把他当作领军人物的由来。难得的是,不光喻子涵,其他四位的散文诗也都各有特色,写实、想象、象征、虚拟,具象、抽象、叙事、抒情,种种手法,令人目不睱接。《雪落村庄》歌咏故乡的田野、乡村和季节,歌咏土家族历史文化与民族风情,写实性强一点,但并不排斥想象、抒情和象征,乡土守望的特点较鲜明。赵凯对乡土有守望,也有遥望,同时也写外地的见闻观感,他的特点是比较侧重象征和抒情。陈顺的《穿越抑或守望》以书写怀古、怀乡以及碎片化的城市记忆为主,想象和抒情中有叙事性,有素描的简约。而侯立权的《七色之外》则比较注意思绪的抽象化和寓言化,即便对历史,对文朝荣这样的时代楷模也是如此。

  五部散文诗集中,《孤独的太阳》在思想的深邃,情感的张力,意象的博约等方面无疑要站得更高一些,耿林莽称之为“大气”。我想说的是,在意象与意境营造,叙事与抒情兼顾,想象与写实并行,哲理与哲学共谋等方面,喻子涵有不少成功的创造,并且特有散文诗的文体归属感(孙绍振最近以“叙事的形而上与哲理的寓意”来论述散文诗的文体属性。参见《散文诗:叙事的形而上和哲理的寓意》,《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1期)。在《孤独的太阳》中,喻子涵说他“喜欢在夜间作业”,“每一章散文诗所需要的文字都是在黑夜里一个一个拣来的”,然而置身暗夜,诗人偏偏对日光、月光、灯火、野火、星空,对雪、海、山峰这类不仅靠燃烧绚烂,也靠色彩迷人的事物,保持着敏锐感觉,作为叙事要素的对话和情节即由此生成,诗意的哲理、哲学亦在灵魂与万物的交流和沟通中缓缓升起。譬如“黑色”就被诗人称为“色彩之母”,“当白色诞生,世界就打破一切平静和庄严,有生命,有爱,有诗,有万千色彩”。至于“孤独的太阳”,则是最壮烈也最动人心魄的生命,“它的血液之火始终不灭”,在孕育地球万物的同时,它也在永久地、孤独地阅览无限的世界沧桑,此中境界,既包含壮阔、雄伟,又有悲剧性宏大主题的揭示,不仅有哲理,即普通的道理、原理、特点、规律,说是哲学亦不为过。

  田永红是土家族小说家,同时也是土家族历史文化的研究者。正是这样的双重身份,决定了田永红小说的某些特质:那是对乌江地域历史、社会变迁、文化积淀的执着关注,是对乌江山川风物、人情世态、民族习尚的形象捕捉与独特诠释。田永红的写法较传统,但“走出乌江”的姿态令人瞩目,时代感、现实感很强。他的小说集《走出峡谷的乌江》曾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燃烧的乌江》《盐号》等,也曾在省内获过奖。与那些小说相比,这里的《洋荷坳》或许不算最好,它不是作家同一个时期的作品,水平难免参差不齐。《痛就痛在郎心上》《码头风情》写的是历史传奇,《南国情丝》《曹家洞》拿来当散文读亦未尝不可。但就是这样一部作品集,也有它的价值。洋荷坳、瓢瓜寨、牛困山的那些人物,无论骟匠、牛倌、水手、打渔郎,还是傩师、艺人、文人,与这一片神奇的土地天生就是水乳交融的关系。他们的性格、家庭、经历尽可以千差万别,但点点滴滴都被打上了乌江历史文化的深深烙印,小说所关注的,是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写出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比较动人是《七月半》中的满公,《渡口》中的老古董,《白鳝》中的两个打渔郎,《傩魂》中的罗二爷。《今生前世》写法上有新的尝试,与《神骟》《卵朝天》一样,喜剧化的叙述中让人读出了一点儿苦涩。这样的作品,来自于作家对历史、对现实、对人生的长期体验和思索。

  刘照进的散文集《陶或易碎的片段》获得过包括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中国西部散文奖等多种荣誉。这次他拿出来的是《沿途的秘密》,包括十六篇新作及几篇创作谈。刘照进自云是一个“被词语迷惑”,想“以写作来对抗孤独”的人,这样的人永远是幸福的,因为关于自己,关于故乡,他总有说不完的话。因为“所有故事都散落在时间的上游”,他不愿错过,所以固执地守候在下游,去“舀那些顺水漂流的碎片”。刘照进散文的修辞或许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在他的词语操练后面,有很多有关情感,有关历史,甚至是有关宗教、有关生命的隐喻、转喻、借喻、象征,那恰恰是他散文的魅力所在,否则那些老掉牙的成长故事,那些小县城、小乡镇的“浮世绘”,那些仅仅属于个人的见闻观感和回忆,就不会有那么深的勾连。这是一个在散文领域已经趟出了一条路的作家,读他的作品,绝不是在浪费你的时间。

  谯达摩现在的生活圈子很大,是一位已经走出了乌江流域的诗人。他曾在1990年代主流诗坛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外,提出“第三条诗歌道路”主张,引起过广泛关注,至今仍是一个不容忽略的话题。诗歌创作上,谯达摩取材似乎很随意,个性却绝不含糊。《摩崖石刻》中,天空、大海、寺庙、高原、湖泊,还有如鲁迅、李岱、多多,琉璃厂、东单、灯市口这样具体的人名、地名,都可入诗,但坚硬、粗砺,以及被后现代形式包裹起来的精致和感伤,仍清晰可辨。他写鲁迅:“骨头,骨骼,骨髓,发出青铜的声音”,“瞧!鹰的眼神儿,抠出多少腐肉,睥睨历史的垃圾箱”;写白头翁:“花还没开,头就白了”,而爱情,“需要沿着玫瑰的根”,“从相反的方向”去寻找。除此之外,谯达摩的诗还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的追逼,那是一种宗教情怀,已经具体到对净土宗十三位祖师的顶礼膜拜。二是乌江情结。乌江下游原本就是介蜀、介楚之区,谯达摩在《穿睡衣的高原》及九首“九歌”、十首“小离骚”等诗中要植入的,不仅是乡愁,而且是包括巴蜀、荆楚文化的神秘、飘逸和浪漫在内的生命哲学,从形而上的意义说,它们与“空王”的追逼非常和谐。

  晏子非的《夜奔》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他所瞄准的,全是村寨与小城镇底层人物的艰辛和苦涩,那一篇篇躲债、下岗、打工、偷牛、养羊、三角恋、老年丧子的故事,那一幕幕令人心酸的生离死别,触及到的全是1990年代以来社会变迁中的深刻矛盾,读来心情沉重,作家对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寄予了极大同情,也包含了批判意识。难得的是,对于普通人之间的友谊和温馨,《眩晕》也不吝暖色的心灵抚慰。

  与晏子非相比,崔晓琳的《以后之前》个人色彩要浓一点,但同样没有囿于自我情感的小天地。《诗心在凡间》的那位诗人,寂寞但充实,《爱在原地》的那位丈夫和《爱在心头口难开》的外公,一个同意放弃,一个性格固执,但谁又能说他们不懂得爱的真谛?更难得的是,崔晓琳的散文虽没有刘照进那样对土地、对河流、对乡镇的执着,也没有刘照进那样多的旷远和幽深,但她拥有对女性内心情感的敏锐抵达,那么多的相约、守候、思念、期盼,包括分离,温婉、细腻,又都不显得琐碎、絮叨,这或许就是她的特点。

  有理由相信,乌江作家和乌江文学是在特定历史时空中形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他们在国家总体文学史以及区域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一定会获得更多的阐释、理解和认同,本文所做的,不过是抛砖引玉而已。我们期待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的文学事业取得更大成就。

  (作者系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贵州民族大学原文学与传播学院院长、二级教授、研究生导师,《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独有建树,发表学术论文若干,出版学术著作多部,学术成果获第四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第四届贵州省政府文艺奖,贵州省第六次、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奖,《民族文学》年度优秀论文奖,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成果奖等。)

编辑: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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