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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三军转战黔东沿河
2018-09-13 14:41 作者: 来源:沿河县党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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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红三军进入贵州的原因,贺龙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原来打算先将彭水打下来,给反动派一个下马威,回来再占领酉阳。在酉、秀、黔、彭建立根据地。因为这个地区是四川、湖南的交界的地方;反动势力统治薄弱。封建主、地主比较集中,贫雇农多,物质也较丰富;我的老关系多;山大,有利条件很多。打下彭水后,我们非常高兴,准备回头再打酉阳。但夏曦一个人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彭水前面是江,后面是山,地势不好,敌人来了不得了,决定过乌江进入贵州。”贺龙在十字路会议召开前,对于在鄂川边发展苏维埃运动早有打算。在他的积极建议下,鉴于鄂川边独立团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促成分局在十字路会议上作出了决议。他在十字路会议后,想充分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在酉秀黔彭建立根据地。这一计划是建立在客观事实上的,是正确的。

红军渡

  但是,由于形势急剧变化,敌人在川东力量的加强,红三军在酉阳县境内遭到川军的进逼,加之彭水地理条件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红三军继续留在酉秀黔彭活动,就算建立了根据地,不仅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且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也不稳固。夏曦作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和湘鄂川黔军委主席,在袭占彭水后对上述情况以及彭水的地理条件应当有所了解。因此带领红三军审时度势而作出西渡乌江进入贵州的行动方案。

  从川军的情况看,红三军在湘鄂川边活动时期,四川军阀刘湘奉蒋介石旨意,在重庆召开“四川省边区会议”,贵州、湖南、湖北、四川军阀均有代表参加。会上成立了“湘鄂川黔剿共联防总指挥部”,主持对红军的“会剿”。制定了办民团、筑碉堡,强化保甲制,设立联防哨所等一系列对付红军的反动措施。其实际上,刘湘是希望借助于湘、鄂、黔等军阀力量消灭红三军,好让自已纠集大兵力进军川陕根据地。而各省军阀却各有居心,相互观望,各自保存自己的实力,把“赶走红军出境”作为各自的目的。致使红三军能在川鄂边来去自如,于1933年12月下旬攻占黔江县城,又于1934年1月3日占领利川县城,与敌周旋于川鄂边, 5月8日又攻占彭水县城。对于一直威胁四川军阀刘湘的川陕根据地,《中共党史》:“1933年11月,四川军阀刘湘纠集20万人的兵力,以分进合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对川陕根据地发动了六次围攻。红四方面军仍然采取‘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充分发动群众,歼灭大量敌人的有生力量,到1934年9月,共俘敌2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攻”。由此可见,刘湘是自身难保,很难顾及湘鄂川边的红军,这也是川鄂边独立团能够从百余人的游击队组建成独立团,进而发展到上千人的主要原因。由于红军数次进入四川连连攻克县城,使刘湘非常恼怒,于是当红军占领彭水县城后,刘湘急调直属师陈万仞及地方部队田冠五旅共八个团的兵力向彭水进行三面包围,妄图将红军一鼓歼灭。刘湘还于5月11日密电贵州的蒋在珍,望其“就近速派部队前往截堵,以收夹功之效”,并且与陈万仞部联络。

1934年10月15日  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部突围到沿河水田坝寻找贺龙与红三军一部会师(水田坝图)

  作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和湘鄂川黔军委会主席夏曦,可以说其军事才能是极为有限的,他从1931年3月上任开始,由于忠实“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和宗派主义方针,在肃反中错误地杀害了段德昌等大批优秀将领,在作战中,先是轻敌冒进,后又转为消极防御,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在逃出湘鄂西苏区后(当时夏曦领导部队退出对后方武装和地方工作毫无布置),每日疲于奔命,完全没有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心”。由此可以看出,夏曦的消极情绪,一心避战的情况在当时是客观存在的。

  尽管如此,红三军进入贵州,却是万分必要的。红三军自1932年8、9月份退出洪湖苏区,基本上是过着流动的生活,虽然数次计划恢复和建立苏区,但都没有实现。因为没有苏区,部队失去了可靠的后方,伤员安置困难,人员得不到补充,疲劳时无安定的休整场所,物资消耗很难补充,正如刘湘在给蒋在珍的密函中所称的“不堪一击”。虽然在酉、秀、黔、彭建立根据地“优点多”,由于敌情的变化,川军力量的加强,使红军“受到进逼”。从当时红三军的情况看,由于扩大化的“肃反”和盲目的“清党”,损害了部队的革命热情和战斗能力,削弱了地方工作与对敌斗争,以致群众不能发动,红军不能扩大,根据地不能巩固和发展。不少将领都整日处于恐惧之中,而作为主要军委成员的夏曦、关向应等,由于一系列的挫折和失败,都很悲观消沉。因此,1934年,红三军为了改变在湘鄂边境受到国民党刘湘在重庆召开湘鄂川黔四省边区“会剿“的不利处境,贺龙等率领红三军于5月5日从酉阳兴隆坪出发后直取彭水县城,接着红三军又从彭水渡过乌江进入今贵州后坪石界、塘坝的金竹等地。

  红三军为了加大宣传力度,减少人民群众的误会,于5月11日进入后坪时印发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一路发放。其内容规定了十条纪律:(一)不拉夫派款;(二)除没收豪绅地主财产分给群众以及军用外,不拿工人农民一针一线;(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进群众内房;(六)保护商业;(七)保护文化教育及公益事业;(八)保护邮电及邮路畅通;(九)不乱捕杀;(十)不虐待敌军俘虏。红三军进入贵州后,沿途歼灭了地主武装,

  从石界到后坪之间,有一条河两岸高山峻岭,悬崖绝壁,因周围树木葱郁,处于荒山野地处,环境显得阴森可怕,人们叫“黑滩子”。因这里是后坪到茨坝的必经之路,所以,当地人们于光绪六年(1880)在河沟上建了一个风雨桥,取名“黑滩子桥”。桥宽4米,长12米,离沟底20多米,由几根木柱搭跨,上建屋架,屋架上盖瓦片。桥建好后成为过往人们过往必经之处和歇脚休息之所。1934年,红军从该桥上路过后,当地人就将桥更名为“红军桥”。

  5月14日,处决了从彭水抓来的国民党团务委员、财政局长蔺连成和征收局长王泽;5月19日,红军100多人带10多匹骡子到离麻青寨10里远的亲团圆寨子上没收了原后坪县国民党二区区长杨鹤鸣和地主杨和顺、杨玉珊的财产。而在黄家坝和周家坨等地的红军遭遇了当地豪绅向古二和余匪部的堵截,红军部队打散后有几个掉队伤员被当时驻扎在猴窝子洞的土匪抓住,有的被丢下了悬崖,有的被丢进了坑,没有死的红军后来经过千辛万苦才在湖南桑植找到红军主力归队。

  16日主力挥戈客田区,进驻白鹤一带休整,红军来到红溪村干溪场后,由于数日的急行军,士兵十分疲惫,加之此地四周是深沟,唯有一座风雨桥通行,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贺龙军长决定在此休整部队,筹集军粮。当地群众听说是红军,是咱们穷苦人民的队伍,纷纷让出自家的房子给红军住。当年红溪村干溪场只有五间木房,老百姓主动让出给他们住,并帮助红军筹集军粮。据当地人回忆,红军部队在一农户家吃了腌酸菜后,留下一把煮饭用的铁铲子做纪念。红三军在干溪场休整了3天,在当地开展了打土豪的斗争,为部队准备了必要的给养。休整时有一名红军战士由于水土不服,拉痢疾,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无法医治,途中病死,埋在客田村水红树坳。18日红三军进入务川县境,到达焦坝。23日红三军主力经乐居、长脚跨过洪渡河占领发科场,当夜奔袭红丝塘,炮轰藏在九龙青山洞的反动区长高滕文,缴枪40余支,并在青藤没收了杨和序、杨和顺及乌潮水双老猫等土豪财产。红军入黔半月,所到之处,土地贫瘠,人因稀少,后发现后坪、务川、客田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于是又继续东进。5月29日,红三军进至沿河县属之泉口司(现属德江),第二天开始向东转移进入思渠。()

编辑:肖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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